东西问 | 德国学者易阳：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实质是什么？

“中国威胁论”更多是一种论调，而非一个实际的理论。

中新社记者：万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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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威胁论”成为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热衷炒作的论调。德国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易阳（Jan-Boje Frauen）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深入分析“中国威胁论”的实质。

2020年1月，纽约时代广场的电视直播特朗普电视讲话吸引路人驻足观看。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路径？

易阳：并不存在真正的“中国威胁”理论，可将其视为许多不同观点的总括术语，我称之为对感知到的“威胁”的不同叙述。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其中一些本质上是矛盾的。我更愿意称它们为“叙述”而非“理论”，因为这些观点背后几乎没有科学研究。

美国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中国”叙述成为一个投影空间，至少部分脱离了真实的中国。

“中国威胁”的叙述有不同的来源。

“黄祸”说法至少可追溯至鸦片战争，甚至更早，认为东亚人是“他者”、“东方人”、侵入性的，东方体制是低等的。有个逻辑是中国最终会变得像西方一样，他们坚信，凡经济成功和进步之地，西式自由民主必随之而来。“荒野”会被西方人耕种，或受西方影响。这种将中国视为匮乏的东方帝国、需要“西化”的叙事，完全忽视了中国在20世纪尤其是近40年发生的剧烈变革和现代化。

另一方面，今天对中国的表述越来越多与“红色恐怖”“共产主义威胁”混在一起，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类似在苏联失败的共产主义，认为中国将与西方世界隔绝，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制衡西方的统治。这种叙述忽略了今天的中国体制与苏联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根据上面两种叙述，中国应在过去20年要么拉起“铁幕”并崩溃，要么成为西式民主国家。当然中国没有这样做。

中国制度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它不是“西方”的，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西方”。因此，我们最近看到了更多“系统冲突叙述”。然而这个叙述无法理解真实的中国。

2002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批驳“中国威胁论”。中新社记者 史利 摄

中新社记者：您今年8月发表了论文《“中国威胁”的叙述：21世纪初至特朗普上任期间美国对中国认知的话语根源分析》。您撰写此文的初衷是什么？

易阳：多年前，我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开始了这个项目，旨在研究“中国挑战”在美国流行的商业和经济书籍中是如何体现的。

我对这些书籍中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感到震惊。因此我开始阅读美国反华和反亚洲种族主义的著作，这让我感到诧异。美国顶尖大学似乎有意识地限制亚洲学生的录取。有一种“糟糕的种族主义”，美国已与之斗争了几十年。同时还有一种针对东亚人的“可接受的种族主义”。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称“中国病毒”，此后针对东亚人的仇恨犯罪激增。

2021年3月，一支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唐人街商户和居民自发组成的义工安全巡逻队在唐人街巡逻。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一些城市连续发生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犯罪事件。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有关中国的叙事，一种是认为“中国”是“诡计多端、高度老练的敌对外国实体，旨在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该话语适用于中国经济，也适用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很多方面和冷战论调是呼应的。特别在美国，“共产主义威胁”充斥于字里行间。

中国经济崛起被视为破坏了对抗全球变暖的斗争。西方常常把焦点放在中国是全球最大排放国，鲜少提及中国人均排放量实际比美国小得多，也没提到中国制定了有效政策来控制人口增长。

另一个“威胁”是担忧中国经济崩溃将拖累全球金融体系。讽刺的是，这个话语中，我们发现了西方对中国失败的恐惧，这凸显了中国对全球体系的重要性。

显然这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中国被视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而具有潜在危险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中国被视为危险的，因为它的崛起缺乏成熟度和计划，这可能导致各种全球性问题。

这些叙述根本不能被称为“理论”，“理论”意味着科学评价，但在这两种论调中都没找到科学评价。

2015年11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在华盛顿携新著《中国挑战》一书做客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柯庆生（右一）表示，他认为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中国也无意把美国逐出亚太地区。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对华舆论攻击的对象和用词不断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的演变？“中国威胁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易阳：“中国威胁论”更多是一种论调，而非一个实际的理论。每当中国被当作“他者”来反对美国时，这种论调就会发生。与“他者”相比，美国将自己定义为“好的”和“正确的”。因此，对于“他者”实际上包含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语义分配，其中许多来自旧的冷战修辞或东方主义的惯用语句，而不是来自中国的实际情况。

随着中国日益被视为世界上第二大主导力量，美国不得不与之抗衡，中国崛起正导致“他者”机制的强化。将“自由世界”与其他所谓的“他者”对立起来的二分法，还是来自于冷战。

词汇的强化大多与“他者”机制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中国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意识到中国将保持增长所驱动的。中国越来越被视为真正的威胁。

还有一点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如今互联网使影响公众舆论变得更容易。更确切地说是公众舆论影响了它自己。比如“中国病毒”，在这个词汇的传播过程中人们忘记了病毒没有国籍。人们利用这些话语浪潮获得影响力和权力，这些人被称为“民粹主义者”。

2021年3月，美国加州旧金山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行为。当日，美国多地爆发反对歧视亚裔的游行和集会。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中新社记者：当今时代，大国之间应如何和平共存？

易阳：这是个难题。冷战期间，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最安全的世界是两极世界，这两个主要实体之间爆发公开战争将导致双方“相互保证毁灭（M.A.D.机制）”，这无疑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和平稳定之路。除了灭绝的风险，这也意味着世界被一分为二，国际舞台上的两大阵营几乎没有接触与合作。如今，许多“红色恐怖”模式下的“中国威胁论”认为，未来中国与“西方”或中国与美国之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2019年11月，游客在德国柏林墙遗址纪念公园展出的一幅反映人们欢呼柏林墙倒塌的著名照片前参观。柏林墙修建于1961年，1989年被拆除。在其存在的28年间，柏林墙被视作两德分裂和冷战东西方阵营对峙的象征。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摄

冷战结束后，有两种理论大受欢迎。一个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它认为未来将由文化领域之间的斗争来定义。对西方来说，这些领域中最危险和最具破坏性的是阿拉伯/穆斯林和中国。另一个是，《历史的终结》（福山著）一书中说，所有国家现在都将成为西式民主国家并和平团结。把这两种理论放在一起，就会发现西方逻辑的问题：要么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爆发战争，要么是东方文化将变得与西方文化一样。

今天的世界已经超出了划分阵营仍然可行的地步。我们正面临着威胁每个人生存的全球危机。

对于一个成功的未来，西方需克服其帝国主义传统，并学会接受“并非每个国家都需要加入西方体系”的现实，这是很重要的。这并不意味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意味着双方不能合作。

受访者简介：

Jan-Boje Frauen，德国学者，中文名“易阳”，目前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2019年获得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学位，还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分别获得哲学和语言学硕士学位。博士后期间的论文《火与语言：深层结构社会文化进化的两面性进程》，发表在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等领域的国际期刊上。2021年8月在《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期刊上发表论文《“中国威胁”的叙述：21世纪初至特朗普上任期间美国对中国认知的话语根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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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编辑：苏丹

文字编辑：李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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